狀元搶讀醫的背後：人才錯配與社會內噬 黃頴灝
我們並不需要最好的人才去做醫生，我們是需要足夠的人材做醫生

近日大學聯招（JUPAS）放榜，二十四名文憑試狀元之中，二十一人選擇披上白袍，湧入兩大醫學院的醫科課程。這幅畫面香港人太熟悉了：年年放榜，最頂尖的腦袋幾乎毫無例外，一律奔向醫科。中大取錄十二名狀元，全數入讀內外全科醫學士；港大取錄的十二人亦有九人選醫，餘下三人走向政治學與法學雙軌。唯一「離群」的，是女拔狀元程熹——她決定負笈牛津攻讀電腦科學。換句話說，願意把頂級成績押注在創科、基礎科學的，近乎絕迹。「狀元齊入醫科」的現象，表面上是個人職業選擇，深層次卻反映了香港經濟結構、社會制度和風險偏好的集體傾向。香港最出名的競爭能力，從來不是醫科，而是金融、法律與貿易，或是我們寄予厚望的未來創科。這是否一場集體的人才錯配？我們把最聰明、最有潛力的大腦，大規模導入一個以本地服務為主的行業，最終會否形成一種「賺香港人錢」的社會內噬？

醫生的數字說明一切
根據香港特區政府醫務衞生局的最新官方公佈，今日香港每千人口約有2.1至2.16名醫生，仍明顯落後。根據新加坡衞生部最新公布的官方統計，截至2024年，新加坡每千人口對應的註冊醫生比例已達2.9名，與日本、韓國相近，同在亞洲位居前列，明顯高於香港；但與經合組織（OECD）2023年平均每千人口3.9名醫生相比，仍有一段距離。按此計算，香港若要追上新加坡每千人2.9名的標準，需額外淨增加約5,640名醫生；要達到OECD每千人3.9名的國際平均水平，更需額外淨增加約13,260名醫生。這些數字反映出香港醫療人手與國際標準存在顯著差距。
團結香港基金廖美香早於2019年已撰文警示，新加坡在醫生搶才上靈活進取，從2008年每千人口僅1.62名醫生反超前香港，靠的就是大舉吸納非本地培訓醫生，提供有條件註冊、免試轉正的清晰階梯。反觀香港，執業試關卡重重，免試來港的醫生只能困在公營體系，前景不明，令人才卻步。廖美香當時尖銳點出：「沒有充足醫生人才，醫療服務難言質素。」筆者也非常認同這個觀點，認為香港卻背道而馳——不在國際上「搶人才」增加醫生數量，反在內部「搶尖子」維持質素幻覺，根本沒有解決人手短缺的主要矛盾。

醫療人手持續欠缺的死胡同
表面看，狀元爭相學醫正好填補人手缺口，實情卻藏着更深的體制矛盾。香港醫療的真正癥結，不單是「缺人」，更是極致的「錯配」。目前，香港公營與私營機構的醫生分佈比例約為45:55，但這個人手佈局與服務量嚴重脫節——僅聘用四成多醫生的公立醫院，卻必須承擔全港高達90%的住院專科病人；而坐擁五成半醫生的私營市場，卻僅承擔10%的住院服務。這種結構性失衡導致公院工作量極度沉重、專科輪候動輒過百星期，最終逼使大批具經驗的骨幹醫生流向私營市場，陷入愈缺人、愈流失的惡性循環。

更值得憂慮的是，當這班考獲多科5**的頂尖精英，為了安穩高薪而將生涯牢牢鎖定在醫科，最終隨波逐流地流向私家診所、服務富裕階層時，便延伸出另一個宏觀悲劇。我們的體系只能培養出優秀的「臨牀醫生」，至今未曾出過一位拿到醫學諾貝爾獎的醫學家。最頂尖的智力資源，非但無法轉化為影響世界的醫學突破，甚至連本地公營醫療的基石也無法鞏固。這種人才與資源的雙重錯配，既無助於解決基層大眾的就醫困境，更讓香港最優秀的大腦陷入了忙於賺取本地人錢的「內循環」，徹底失去帶動高增值醫療科技產業、向外輸出競爭力的宏觀格局。

需反思香港將來人材的流向:
我們並不需要最好的人才去做醫生，我們是需要足夠的人材做醫生。
對比之下，金融、法律與貿易是香港的生招牌，而創科則是我們希望掙來的未來。這些領域需要突破性的頭腦、敢於冒險的基因，偏偏我們的考試狀元在十八歲就把自己的可能性，壓縮在一張醫科文憑上。這不是說醫科不重要，而是當整個社會的精英選科呈現高度單一化，便反映出一種集體焦慮與路徑依賴：與其在不確定的創科賽道搏殺，不如考進醫科穩穩鎖定上流階梯。結果，香港最珍貴的人力資本，持續流向一個儘管高尚卻相對封閉的服務行業，真正需要顛覆性人才的創科土壤，長期營養不良。
我們並不需要最好的人才去做醫生，我們是需要足夠的人材做醫生。 醫生人手荒，本質是數量的問題，而不是「尖子不夠」的問題。我們缺的是數以千計能分擔公營醫療壓力的稱職醫生，而非一定要用滿天星斗的狀元去填充。要解決醫生荒，參照新加坡經驗，大膽而有序地引入海外醫科畢業生，提供透明、合理的考牌與註冊路徑，遠比年年指望那二十幾個狀元來得實際。

醫生人手數量跟醫療質素不存根本性矛盾
增加醫生數量會否拖低醫療質素？新加坡的經驗提供了有力參考。根據新加坡醫藥理事會發表的官方年度報告，當地醫療投訴率在過去十多年持續下降。2008年，新加坡曾錄得每千名醫生高達16.2宗投訴的歷史高位；到了2022年，新收投訴個案下降至87宗，每千名醫生投訴率大幅稀釋至約5.5宗；2023及2024年進一步維持在每千名醫生約5宗左右的低水平。這一長遠跌幅，正是因為醫生總數大幅增長擴大了基數，加上投訴處理機制持續完善，而非犧牲質素，然而筆者都需要為香港醫療投訴率是長期維持在每千名醫生約0.5宗來點讚。

新加坡近年平均每年引入約 550 名 海外培訓醫生，其中約 200 名為回流的本地公民，根據新加坡衛生部在國會公布的五年期數據，累計有 2,780 名 海外培訓醫生獲得新註冊。在新加坡整體的註冊醫生中，海外培訓醫生高佔 約 40% 比例，成為其醫療團隊的骨幹力量。反觀香港，即使自2021年修改《醫生註冊條例》放寬非本地培訓醫生來港執業，進展仍然緩慢。根據醫務衞生局最新數據，截至2026年5月底，全港僅有161名非本地培訓醫生循「特別註冊」途徑在公營醫療機構執業，連同有限度註冊等其他渠道，在港執業的海外醫生總數亦只接近300人。這對於數以千計的醫生缺口而言，無異於杯水車薪。

放過那些狀元吧，或者說，放過這個社會對「尖子必讀醫」的集體執念。當最頂尖的大腦願意流向物理、電腦科學、生物科技、人工智能——這些能為香港贏得下一回合全球競爭的領域，我們才有機會孕育出香港的諾貝爾獎得主，而非不斷把最好的人才，放進一個賺香港人錢的內噬循環。有人才而無出口，繁華終將內耗殆盡。今天放榜的數字，是一面鏡子，照出我們不敢正視的人才錯配。